北宋末年，靖康（公元1126-1127）年间，金兵南侵，国破家亡，野蛮落后的女真贵族，对豪华如锦的开封垂涎欲滴，一次次求索，不仅虏掠金银财宝，还“大索百戏”，连散居民间的艺人也一并遭殃。

据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记载：

      金人来索御前祗侯，方脉医人，教坊乐人，内侍官四五十人，露台祗侯妓女千人，……又要杂剧、弄影戏、小说、打筋斗、弹筝、吹笙等艺人，一百五十余家，令开封府尹，押赴军前。

      被掠到北方的人们倍受侮辱。身无牵挂的杂技艺人，表现了强烈的反抗精神，他们在敌人大张宴乐的帐篷内，被逼演出时的致语中，大声喊出了：“七将渡河，溃百万人禁旅，八人登垒，摧千仞之坚城！”表达了对敌人的仇恨，对宋家王朝不抵抗政策的哀怨。

      杂技发展到元代，出现了“杂把戏”这个名称，“把”是一束的意思。现在有些地区称杂技幻术为“玩把戏”，就是由这个称呼演化而来的。在元90年的残暴统治下，汉族被称为“南人”，处于社会最低层，遭受奴役，元统治者不许汉人藏铁器，不准习武，不准养马……这样，杂技马戏中的节目就被禁止了一大半，杂技艺术开始凋零，沦落为走江湖、耍把戏的江湖艺术。

      在元朝的血腥统治下，杂技艺人有两个去向：一是参加元代盛行的“杂剧”演出，充任武行。杂剧中常需要翻跟斗、耍大旗、舞百丈旗、踩高跷等特技表演，这样就为杂技艺人提供了谋生的机会，当时杂剧中出现了一口气翻二百个跟斗的出色武行。另一去向是流落街头巷尾表演杂技，元·陶宗仪的《辍耕录·禽戏》中记有民间艺人卖艺的情景：

      余在杭州日，尝见一弄百禽者，蓄龟七枚，大小凡七等。置龟几上，击鼓以使之，则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，第二等者从而登其背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，乃竖身直伸，其尾向上，宛如小塔状，谓之，”乌龟叠塔“。又见蓄蛤蟆九枚，先置一小墩于席中，其最大者乃踞坐之，余八小者左右对列。大者作一声，众亦作一声；大者作数声，众亦作数声。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点首作声，如作礼状而退，谓之”蛤蟆说法“。此”叠塔说法“，固教习之功，但其质性蠢蠢，非他禽鸟可比，诚难矣哉！

     训练七只乌龟叠成塔状，训练青蛙能够听从指挥发出啯啯叫声，确实不易。”乌龟叠塔“没有留传下来，”蛤蟆教书“直至清末还有人表演。

     从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，这一时期的杂技艺人，难负官府的沉重赋税，被迫流浪卖艺。为了糊口度日，耍练一些小型惊险节目。而正是在这种流动的环境中，锤炼出许多短小灵活，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杂技节目，例如：踩大绳、舞流星、顶碗、打花棍、蹬梯、耍坛子、踢毽子等等。

      一千多年来，杂技艺人在风雨中前行，不屈不挠；杂技之花萌芽于民间沃土，几经盛衰，终于姹紫嫣红开遍满园，创造着祖国灿烂的文化。这是古往今来无数杂技艺人辛勤劳动的结果，饱含着代代杂技艺人的集体智慧。